三大原因：以企业为生的媒介的舆论导向。 财经媒介的舆论引导也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知识经济界存在的一个很离奇的现像是：广大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特别是地方的从事财经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企业管理、经营模式的问题的热度和深度好像比不上财经媒介的记者。出的著作往往也是财经类的记者的更受欢迎。能够活跃在舞台的主要是那些京城的大腕。浙江的《钱江晚报》为此还专门掀起了一个大讨论，试图将深藏在幕后的本地专家学者揪出来。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许多人因此怪罪于本地的经济界知识分子，言下之意为无能。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些地方上的经济学者无能不无能的问题，关键的是他们缺少与企业联系的桥梁的问题。财经媒介记者所以率先走上前台，关键是他们的职业特性，与企业的联系早而且密切。 处于职业特性，他们更喜欢捕捉前沿的东西、他们本身不是个研究者，没有必要解剖一个新理念所有可行的要素。而舆论引导本身又需要提高升华，文章本身的结构也要求观点明确，对某一个问题表现出自己独到的理解，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文章的结构也是分析主义的，而非关注整体与全局。这些片面的、表面的、相对夸张的宣传所达成的结果是明显的，它形成了一个舆论导向，让企业人看到了前面高高悬挂起的绣球，引导着企业人去摘取。没有人在此时大喝一声：别忙！先看清楚适合你吗？搞搞清楚，你有没有能力将其转化为一套策略及管理作业体系？！匆忙搬用，结果是你的问题变成了模式的问题。 中国的财经类杂志十分喜欢企业个案、企业一线经理人的心得体会，这些个案由于作者的营销理论功底的不同，而经过了深浅不一的理论提升。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企业一线营销经理大多对营销理论缺乏系统的修炼。其成功者往往与市场机会有比较大的联系。 特别是杂志所刊登的基本上是知名企业营销经理部门经理层级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战术性就更强；而企业越成功，就意味着她的行业经验越丰富，它对其他行业的指导意义就越少。而作者在写作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往往又不愿意交代其应用企业的局限性；这样企业人在阅读时就容易出现误区，以为可以适用于本企业。 如一位作者就产品陈列方面写了一篇文章，其题目与内容没有片字提到文中所介绍的陈列方法适用的范围，给人的感觉是对所有的产品陈列都有指导意义。而实际上，这篇文章所介绍的陈列方法只是适合于饮料等消费品。又譬如前段时间流行的深度分销理论，企业在交学费后，才明白深度分销不适合自己这种类型的企业。 这种经验主义的倾向，又由于读者的理论素质的薄弱表现出拿来主义的倾向。本来，如果读者的理论水平不错，那么，即使文章比较片面，读者自会辨析。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多数企业经理，其营销理论尚处于启蒙阶段，他们往往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而渴望并依赖这些刊物给自己以帮助。因此，对刊物上的每一篇文章的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弱，往往奉行拿来主义。在学习上也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倾向。希望每一篇文章都适合自己的操作，拿来就可以用。 这种思维方法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因为，越是马上可用的就越是战术型的，适合个别企业的，适用性也就越小。如同一件衣服，越是根据你的身材定制，就难以适合其他人的身材。因此，企业人的消化能力十分重要。必须对这些文章的操作方法进行从个性到一般性的提炼。如此一来，对传媒的编辑来说，就添了一个社会责任。编辑们不仅要采好文章，更要编好文章。编的水平就在于能否使特殊转化为一般。提醒不同行业的读者，应吸收点在哪里。也就是告诉读者，该文章中哪些部分是个性化的，对作者本身的行业更适合，哪些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编辑的功夫下在从个性到普遍性的转化上。否则就常常会引导企业走向误区。 企业策略设计多于战略布局；这个方面在传媒上的表现是要求提供马上可用的文章。实务界的表现则是，企业营销经理头脑灵活，思路多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策略方向。殊不知，马上可用，就意味着该文章必须十分具体，个案化、战术化。它对别的企业的指导意义就较小；企业在运用时必须结合自己的企业特点进行改造。因此，反而适用性小。指导意义的局限性大。头脑灵活，思路多多，固然是营销经理的优点，但如果一个企业营销总经理，整天在改变策略，就说明他没有策略，或者策略方向不明。可以改变的是战术。企业一旦建立营销策略，在三到五年内做的都应是小小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