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数据指标发生变化的成因、机理等内在机制。今年5、6、7几个月的CPI分别是3.1%、2.9%、3.3% 。中国2009年的CPI指数是从年底才由连续九个月的负数转为正数的，而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预期的CPI却是4% 。实际上在2008年底预测2009年CPI时，就已经非常明确会是负增长，因为2008年CPI过高，3月曾达到8.3%，9月份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多方预期2009年CPI必定为负数。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上的“4%”所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原来是政府希望利用这一段时间把价格已经严重扭曲的水电燃气、交通资源类产品价格进行改革调整，但是没想到5月份通过媒体公布后社会反响甚大，为了能够平稳庆祝共和国成立60周年，就暂停了原计划的价格调整，直至2009年11月份才重新启动，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延续到今年。这时我们再来回答，当政府采取手段来调整这些价格正增长的时候，属于通货膨胀吗？显然，通胀的含义是指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不是某一种产品的价格上涨。  今年先是五省旱灾，再加上北方气候回暖推迟了20余天，粮食农产品[17.70 3.03%]价格自然上升。到了6月份，大量蔬菜水果上市，市场调节价格自然有所回落。7月份，20多个省市的暴雨导致农田大面积受淹，农产品价格再次回升，再加上猪肉货源性价格回升、俄罗斯粮食禁运等等，都导致3.3%的指数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说，这些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和政府调价行为导致的“物价上涨”，不属于“通货膨胀”。不能只要一看到CPI上行，就简单认定是通货膨胀，继而马上想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这已经走入一个误区。货币政策是需求总量政策，如果货币政策收缩，意味着全社会需求都收缩，负面效应将会非常之大，而这时人民银行再怎么紧缩货币，也不能解决粮食供给和猪长肉的问题。这时如果再加息，那猪肉价格只会更高。相反应该从财政角度入手，该补贴就补贴，该顺应市场规律的就应该顺应，因为现在某些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  另外，如果单从去年最低点6、7月份CPI负增长1.8%和今年正增长3%左右来同比，那当然是最高增长点了。未来几个月维持在这个增长点也是非常可能的，如果这时简单套用“连续6个月CPI保持在3%就叫做通货膨胀”的话，这个判断标准是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况且其前提也不是货币政策导致的。               中国继5月份减持325亿美元美国国债后，于6月份再度减持240亿美元美国国债，但与此相反，中国5月份新买入的日本国债再创新高。据报中国今年前5个月增持日本国债总额超过了1.27万亿日元，使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债权国之一。社会各界对此现象的敏感和不一反应也成为记者的困惑。  对此，王国刚表示，关于减持美国国债的事，去年就被屡屡提及。我们不妨问个最简单的问题：“中国所持有的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在同一个时间持有的吗？这些国债的持有期限是同一个期限吗？”要知道，到期时如果在还本付息的同一秒钟没有再买，就可以叫做“减持”。它是一个正常操作，以电子符号呈现。因为这几千亿不可能是同一天同一时刻买的同一品种嘛！而在某一笔还本付息时刻出现“暂时不买”的因素可以有很多，比如当时恰好美国没有国债发行，比如国家正要商务采购需要外汇，比如其他国家恰好有利率更高的品种等等，种种复杂因素绝非一个动词“减持”就能囊括了的。  还有两个需要确认的概念，一是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是在一级市场上购买的，不涉及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对比，就是国人对“存款”的概念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因为在美国和欧洲诸多国家只有活期存款，它是没有利息的。定期存款只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现在某些银行虽然还有这个科目，但是实际上为空。后来发行填补这一项目的叫做“大额存单”，即CD，相似于银行的短期债券。比如不定期地发行1-2亿美元的3个月期的CD，然后可到市场上交易，这已经不同于我们的定期存款单概念，因为是可交易的。

       从“风险”上讲，“国债”根据期限的不同有3%-5%的利息，而且一定是到期还本付息的。相反，活期存款不仅没有利息，而且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根据美国银行存款的保险制度，如果银行倒闭，每个账户赔付的最高额度是5万美元，后来在危机发展过程中才逐渐提高了。所以对于中国所持有的千亿万亿级别的外汇，选择国债是必然的。  王国刚强调，减持或是增加国债，不要单看某月某季度某个账户上的变化。因为国家外汇局、各银行、被委托的某个外资机构都可能成为买卖国债的渠道。实际上，中国持有美国的债券总体上是上行的。最近我们适时增持了日元，道理很简单：日元走升，美元走低。这是一切趋利避害行为的正常操作，这个问题上无“义务”可谈，要募捐也不是这么个捐法。国家、机构、个人都是一样。既然美元走软的风险在加大，那么将手中的美元资产更多的分散至日元等其他币种的资产，只不过就是一个经济活动而已。何况从数量本身来判断：6月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是26000亿美元，还不到1% ；对美国而言，这240亿相对于其14万亿美元以上的GDP数量而言更是微乎其微的，对他又有什么影响呢？从这个角度分析，这只是个人眼中的天文数字罢了。那么假若某个时间段之后日元看低，美元重又复高，我们又将部分改投美国国债时，难道就因此判断中日关系不好了吗？这就是一个经济活动，经济问题不要随意东拉西扯，任意政治化、外交化，甚至军事化。  体制问题是股市的根本问题  对于长期致力于资本市场和公司金融研究的王国刚先生，对中国股市的改革方向也自有一套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股市和西方股市走的是相反的路。西方是在一片混乱条件下，通过市场的不断受挫，以巨大代价逐步建立了这套体系。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之初就是在政府主导和指导下进行的。著名的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各国经济专家曾断言中国20年内不会有股市，没想到几年后上证所和深证所就分别成立，至今恰好是中国股市建立20周年。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股市的弊端也正是行政机制介入太多。早些年，我们曾论证过“股市只能监管不能调控”的论点。第一，如果调控，目标是什么？多少点合适呢？第二，调控主体是谁？如果说是中国证监会，其全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只有监督管理职能，而非调控职能。第三，调控工具是什么？不知道。实际上，“调控”的概念来自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很准确的调控目标---保持币值稳定；调控主体即中央银行；调控工具包括货币发行量、准备金率、利率等等。而股市呢？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靠政策调控的“政策市”，导致了一批人在搞内幕。1996年时期曾经发生过证券公司雇佣的员工可以不上班，主要任务就是在晚饭时间询问其父亲“今天开什么会？讨论什么事？”，然后打电话向老总汇报。自然那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父亲。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的现状大致上还是按照一个行政体制在运作的。

        上交所和深交所从最初没有行政级别变成一个副部级单位，期货交易所现在都是正局级机构。如何打破这个体制瓶颈，成为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  打个比方，如果监管部门觉得4000点合适，调控让股市稳定在这个点位，不出一个月股市里的人会跑光的，为什么，二级市场投资赚的就是差价，调控住了，没有差价了，还做什么股票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应该只能“监管”，就是监管者坚决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打击和制止各种违法违规现象，维护股票市场运行秩序的稳定，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调节、自防范、自运行功能，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市场里的价格高低、资金量大小、成交量多少等等对于监管者来说那是市场本身的属性，不是重要的事。   

        经纪人主导的新层次股票市场  王国刚指出，股票市场的核心是交易，交易的对象是股票。它和上市公司本来没什么关系，是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事。股东要证明股票的价值，所以拿上市公司作背景资料来证明。比如公司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发展前景等等。现在监管部门要管理所有上市公司，从上市公司高管开始，甚至管到上市公司的财务。其效果可以想见。另外一方面，本来交易是股东的需要，但到现在为止，中国资本[5.50 0.00%]市场中没有一家公司是以存量股份入市交易的，在正常融资中，股东该发挥股东的优先认股权，可是这些在中国股市都得不到。我们简单地推出IPO模式，使有限资源集中到了极为有限的上市公司的范畴。  那么如何打破这个体制瓶颈呢？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证券公司网络为平台，以存量股份入市为特征，以经济人为中心的股票市场新体制”。多层次股票市场在体制创新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一个由经纪人主导并以经纪人为中心的市场，不应应是一个由政策导向以交易所为中心的市场。第二，这一市场应保障经纪人和市场的各方参与者有着充分的选择权，并且每一主体都应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经济责任乃至法律责任，不应是一个缺乏应有选择权，各项业务基本由监管部门安排，并且最终由监管部门提供政策安排予以救助的市场。第三，这一市场应有着比较完善的竞争机制和退市机制，严格贯彻优胜劣汰原则，不应是一个处处体现政策保护、差异对待和特殊处理的市场。  如果这个新体制能够实现，那么证券公司和金融柜台的网络遍布各地，无需地方财政再投入；允许存量股份入市，不仅激励入市公司的融资，更能促使股份公司着力将自己的主业做好和提高公司质量；经纪人是活跃在股市第一线的专家，被赋予合法职能、权利的同时，也被明确界定义务和责任，以注册制约束和规范其行为。从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以多层次经纪人为中心的股票市场体系。缺乏经纪人的股市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股市。中国股市的体制改革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