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杰出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曾国藩令今天的人特别感兴趣？后一个问题主要是时代决定的。我觉得，看待曾国藩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他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而且他的成功具有典范的意义，这一点正迎合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事业成功者，这是时代的潮流。曾国藩作为一个事业成功者，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早期在北京城做京官的时候做得很好，青云直上，红得发紫，他曾经一夜之间连升四级，在清代这个官册里很少见，27岁中进士，10年七迁，37岁就做到了侍郎二品大员。而且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如果他是一个官家子弟，或者是很有钱的富商，官二代，富二代，人家可以理解，他是真正的贫民子弟，最底层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靠山，没有背景。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主事，他同样很优秀，他的仕途为什么那么顺畅，那么令人羡慕？他的发迹究竟靠什么？这一点令人非常感兴趣，对于今天身在官场中的公务员，或者是职场里面的职员，他这一经历都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他的事业成功体现在平定太平天国这件事上，这也是曾国藩这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在这方面，他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更多，主要应该有几个方面：首先，他是一个文职的官员，他后来去搞军事，他是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这样一个完全跟军事毫不搭界的人，一旦时代需要，他马上就能够听从时代的召唤，把身上潜在的能力调动出来。尤其重要的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天的从商者，如果要组建公司，必须要组织自己的团队，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团队领袖。因此，他对我们今天政界，实业界非常的有启示性。 　　第三，曾国藩办的，是近代最成功的一家民营公司，他这个公司没有靠朝廷给他调拨资金，配备干部队伍，完全是白手起家。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创业都是在白手起家，没有得到来自于国家政府的实际支持，在组建团队这方面，他的成功非常具有启发性。 　　这个团队成功了，面对着胜利、成就和荣誉的时候，曾国藩采取了推功让功，不居功的这种态度，他叫他的弟弟解甲归田，他一再推迟给他巨大的荣誉，在这个巨大的所谓“天下第一功”面前，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有很多人劝他造反，治理朝廷，他不但不听，而且采取了功成身退的态度，这样一种很特殊的处事方法，对待成就和荣誉，无疑也很可贵。 　　还有，他治理团队的个人的本事，就治理一个团队，曾国藩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他在治理团队方面有很多他的真本事，高于别人的，有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他第一为这个团队寻找到了核心理念，一个是(擒王)，一个是卫道，尤其是卫道的提出，他是针对着太平天国的所谓民族革命，民族大义，在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旗帜前面，曾国藩举起了卫道这面旗帜，来把知识分子号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且他的确也做到了捍卫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事业。这个东西也就是他团队的核心理念。 　　此外，曾国藩在识人、用人、育人这方面体现了作为一个团队领袖的真本事。总之，曾国藩作为一个成功者，而且他这种成功很有典范意义，这一点大家很感兴趣。 　　中国文化的完整代表者 　　我认为，认识曾国藩还有另一个层面——他是中国文化最后一个完整的代表者，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他身上贯彻体现得非常好。这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儒家学术为主体，以法家和道家为辅的这样的文化体系。这一点在曾国藩的身上体现得非常完整。曾国藩的思想、处世，他的主体和文化基础，主要是儒家文化。儒家的文化最高的要求，是一个人要像曾国藩这样做大事业，是内圣外王，是要“立德、立功、立言”，他与别人的区别主要是在圣和德这方面，他自己要以圣人作为标准，以道德来感化他人，这是曾国藩一生所坚持的东西。其实曾国藩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了，官位很高，无人可比，但是为什么他晚年却叹息说，自己一生没有大的成就呢？他就是觉得，在以道德来感化，澄清天下，移风易俗这方面，自己没有做什么成就出来，所以他最后临到死也认为他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过去有人说他是虚伪，是矫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以自己的道德来感化天下，澄清社会，使人人都成为尧舜——这是儒家最高的治理社会的理念，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儒家的信徒，他觉得伟大的任务他没有担当得好。 　　而且他对自己，他首先在自己身上做到了，曾国藩一辈子都以儒家所要求的诚、敬、静、谨、恒这五个字作为自我的人格修炼，他在做事情的同时不断在反思自己的为人，反思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下，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很少有，他们都是抢着去建功立业，但是很少想到在建功立业的同时完善自己的人格，很多人基本上不去想这个事情，有很多人是嘴巴说说，但是没有做，要求别人是一套，对待自己是一套。而曾国藩是一个实实在在按照儒家的理念在规范自己，铸造自己的人。 　　但是，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很迂腐的圣人门生。在需要的时候，他也很会迂回，能够变通。他在办湘军的初期，完全是用申韩之术，严厉治军，大刀阔斧，六亲不认，他想以霹雳手段来行菩萨心肠，这些都是法家的东西。当这个事情后来弄到过头了，他又反省了。中年以后，他开始用黄老之术来辅助，进入了道家的领域，要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以至于后来功成身退，都是老庄的思想。 　　我以为，在中国，一个大人物要把事情办好，就应该像曾国藩一样，立足儒家基础，同时也要很善用法家和道家。在曾国藩身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完整、典型地融合到了一起。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以天下苍生为重，来与时俱进。曾国藩悟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担负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开展了洋务运动。 　　　　对今人的启发，我觉得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能够可供我们学习模仿的榜样，他是一个可以供我们普通老百姓去学习，去模仿的一个榜样。首先他是贫民子弟出身，平民子弟怎么样做出事业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第二，他资质不是很高，他顶多就是中等偏上的资质，还是一个病号，他从30岁就不断地记录他的病史，早期肺病没有治好后来又发作了，35岁以后皮肤病，牛皮癣，这个病伴随着他一生，他到了四十七八岁以后有严重的抑郁症，晚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都很严重，他最后是脑溢血死的，虚岁62，实际上只有60岁零3个月。这样一个资质不高的人，一个病号，他却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我们都可以取得。 　　第三，他是在千难万难中办成事的，这个对我们的榜样性更加的强烈，我们每人办事都很难，但是曾国藩遇到的困难程度，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业者。 写曾国藩的书与书里的曾国藩 　　到任何一个大一点的书店，往往整整半架子书都是关于曾国藩的，这些书中百分之十，颂扬曾国藩是最后一个“圣人”，人格完美无缺。百分之五则骂他是“曾剃头”、“鹰犬”、“汉奸卖国贼”。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成功学”一类，比如什么“曾国藩发迹史”、“曾国藩成功绝学”、“曾国藩的升迁之路”，“曾国藩成功的九九方略”……这些林林总总的成功学著作，呈现出曾国藩的第三种形象，那就是一个乡愿的、庸俗的、老奸巨猾的人。这个曾国藩为人、交友、做事，无一不是充满心机，无一不是为了做官。比如《曾国藩发迹史》的最大卖点，据说就是总结出了曾国藩的“光屁股升官法”。　　政治评价当然是需要的，成功学当然更是需要的，然而仅止于如此，未免让人觉得有些重复。特别是这些成功学类作品，绝大多数内容是野史传说，东拼西凑，未免令人有些扫兴。 　　跟大多数人一样，曾国藩在我眼里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三角眼，不上相。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坐在那儿写了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如果时代久远，曾国藩也必将被时间风干成木乃伊，供在名人堂中，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的高大全形象。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人物都是这样塑造成的。好在曾国藩离我们还算近，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我对曾国藩最初感兴趣，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从一本《曾国藩家书》开始的。这本家书引发了兴趣，我又陆续找到了《曾国藩日记》、《曾氏三代家书》、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能静居日记》……读得多了，我发现这个人非常值得一写，所以有了一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曾国藩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处处是矛盾。 　　他既真诚又虚伪。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但是关于他的“虚伪”，也有许多证据。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道道，有大员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关于他修改李秀成自供的事，更是广为人知。 　　另一个矛盾是清廉与污浊。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极力遵守官场明规则和潜规则，外出视察时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每年给京官们致送炭敬，出京时给京官们送了一万四千两的别敬。甚至为了报销，还给户部送过八万两“部费”。为了支撑这些开支，他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 　　第三个矛盾则是无神论与迷信。曾国藩多次说：“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他相信托梦，相信扶乩，他信关公，他禳过灾。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其实，这些矛盾说明曾国藩本身一生都在变化中。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晚年却一变而为老庄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他早年之所以开始信风水，是因为祖母入葬之后，家中接连发生了几件大喜事。他后来又不甚信风水，则是因为又经历了几次风水“理论”与“实践”不符的事实。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 　　至于曾国藩身上的清与浊，则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其实，矛盾中的曾国藩，呈现多种面相的曾国藩，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曾国藩。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只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 　　因为将曾国藩作为这两年的阅读和写作重点，所以关于曾国藩的书，我自信有一点发言权。在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我比较愿意推荐钟叔河、唐浩明、王澧华等几位的编或著的作品。钟叔河先生其实是“曾国藩热”的始作俑者，他是国内最早提出编辑《曾国藩全集》的，因提议过早，这还成了他的一个“错误”。他所编辑整理的《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都提供了许多方便。唐浩明先生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广为人知，他编辑的《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也很适合普通读者。王澧华先生在曾国藩研究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基础性工作精整而扎实，足为后来者范式。至于时代更早的著作，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虽然阶级史观气味较浓，但史料扎实，大部分评论也颇见功力。如果想全面了解曾国藩的一生，刘忆江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是比较详实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