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