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呼吁，要把精力放在一系列基础性的经济制度改革上。在国企改革方面，“与其发文件不如树典型”，要搞试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建议发行长期建设债；在企业进入和推出机制方面，要完善制度。2 　　“从2010年底至今，宏观经济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双重风险并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认为，破解新常态下新失衡的方式，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6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也于当天发布。

　　刘伟表示，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推动有效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这种有效需求要靠创新驱动。需求在短期之内要适度扩张，如果过度扩张会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加剧产能过剩和经济泡沫化。在体制上，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此外，还要做好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问题不止一端：从供给端来看，人口结构恶化，真实利率水平落于负值区间；从需求端来看，各国持续存在“产出缺口”，由于需求不足，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低于其长期潜在趋势。从宏观政策来看，真实的均衡利率为负，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压力陡增。此外，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社会活力与增长潜力。

　　李扬强调，当下全球化关联度非常高，各国要加强合作，不要采取“零和”政策。对于中国来说，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创新，改变劳动力市场、医疗和养老体系，加强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虽然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指标出现了一轮反弹，但并不能认为经济已经筑底了。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高投资的恢复恐怕还难以持续，而占到固定资产投资40%以上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同样不乐观，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下半年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下降。

　　“经济增速尚在筑底，风险总体可控，改革亟待发力。”李稻葵呼吁，要把精力放在一系列基础性的经济制度改革上。在国企改革方面，“与其发文件不如树典型”，要搞试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建议发行长期建设债；在企业进入和推出机制方面，要完善制度；在劳动用工方面，虽然人口老龄化，但有效劳动供给是上升的，虽然步入老年但可以劳动、愿意劳动的人在增长，可以搞弹性退休。“未来十年，如果基础性的经济制度改革到位，一定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李稻葵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的2016年中期报告认为，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重返“2时代”、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降幅大幅收窄、企业利润增速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上半年中国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迹象，中国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

　　“但是，近期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刘元春表示，目前，“去产能”还没有完全展开，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僵尸企业”还没有开始整治，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加速上扬；“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企业总体盈利能力仍在下滑；对外投资增速加快，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各类技术指标进步较快，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依然处于下滑的区间，等等。

　　刘元春认为，2016年至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他建议，密切关注目前劳动生产率下滑、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下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与投资等内需同步回落等现象，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到投资收益预期逆转、劳动生产率回升之上，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