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政府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小化，而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大化。如果市场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政府才可以发挥辅助作用。而且，企业无论是挖掘潜在比较优势，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皆是自发行为，而政府不会聪明到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尤其是类似中国这样的颇具虎狼之性即吃肉不吐骨头的顽固占据资源配置高地的政府。所以说，中国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政府转型，接受民主法治的约束监督，进而实现现代文明政府的目标。众所周知，现代文明政府有四大公认的领地：1.国防安全；2.法治秩序；3.社会保障；4.宏观管理。也就是说，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坚守“无为而治”的原则。近几年来，林毅夫教授浓重推出了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而这个理论实质上就是老生常谈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即便有林毅夫教授的非凡魅力足够吸引国内外的关注。我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今日慷慨予之，明日必定强力取之。说白了，“只做好事，不求回报”的好人政府没有现实的存在性，甚至有时候政府搭台实际上既吃了老百姓又吃了企业，结果是寻租成风腐败泛滥。所以，我始终认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各自干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不要狗拉耗子多管闲事。再说了，政府掌握本应属于企业的投资经营权，往往不计成本，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损公肥私。而且，政府官员毕竟都是行政机关按照公务员标准培养出来的，完全不同于在市场大潮中迎风破浪摸爬滚打的企业家。也就是说，搞投资经营以积累财富是企业家的比较优势，而公务员的比较优势是搞行政办公差，即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而让公务员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去冒充企业家，分明是乱点鸳鸯谱，必然会出现财政预算最大化以实现公务员个人利益，从而严重侵犯窃取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所以说，上面提到的政府转型，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退出市场，把投资经营权还给企业家，让企业家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开拓市场，积累财富，既解决老百姓就业，又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合理的税收资源。这样一来，公务员和企业家各安其分，各司其职。而且，只要公务员廉洁自律勤于政务，企业家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既做强做大自己，又带动富裕别人，何乐而不为？在这里，我想再三强调的是，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要尽量不做“塞其源，禁其性”的事情，大力倡导“畅其源，尽其性”的事情，让自由平等深深扎根，在全面促进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尽快实现中华民族“民富国强”之伟大理想。需要提醒的是，我主张政府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小化和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大化，并不否定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心理各自的独立作用。至于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其实质是保留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半边天地位，而这分明是推历史倒车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即便他表面上坚持了市场经济，也掩盖不了企图固化双轨制回避改革的反动面目。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林毅夫教授目前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都没有原创性的任何迹象。就是对于中国改革全面深化，非但没有指导意义，反而还有误导的嫌疑。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提法，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乏善可陈，就更不要说林毅夫教授会藉此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下来，我们重点看看林毅夫教授自己以及其他各位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的作用如何看：

{ 1.林毅夫教授自己的观点 }

[1]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

[2]如今的经济发展已不是向亚当斯密时代的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而是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协调和改善，以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或由政府直接来做。总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3]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汤向阳))

问：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在哪里？谁能监管政府，保证它们守住自己的边界？

林毅夫：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好经还是要好和尚来念。实际操作上面怎样避免失误、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也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理论上来讲，只能要求政府居安思危，不能大意，要不断完善政策设置。但是理论无法告诉政府在这个阶段怎么干预、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才好。这可能也不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要做的事，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 2.其他各位的观点 }

[1]张曙光：为什么要素禀赋结构能决定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过程，这是使然，其逻辑是自上而下。但在讨论政府作用时，很大程度上是应然。为什么这么说？你的逻辑有跳跃，也许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我选了两个外国同行的说法：一个是说：“你的办法如何实施还不清楚，对于实施，我们两个人存在较大的分歧。”另一个说，“怎样才能约束一个高度热情的政府，让他实施时不超过自己的能力和权力范围？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你搞理论框架设计，可能缺少主体行为过程分析，容易造成理论不能实现。组织行为过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政府应该因势利导进行协调。但为什么有的政府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甚至还在相反方向上用力，难道仅仅是认识问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一套理论后，就更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方案你恐怕没有提供出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政府行为假定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会发现尽管按新古典方式做，严格遵守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仍是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所谓好人政府就是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问题是政府真的会一心一意谋发展吗？我看不见得。这里就有一个政府行为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政府是抽象的政府，不是具体的人。而实际上政府决策很大程度是个人决策，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决策。既然是具体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国家走对路子，不是理论学得好，而是碰到南墙以后，吸取血的教训以后转变过来。就像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也不全是市场的问题，实际上政府有很大的责任。

[2]白重恩：我的理解是，林毅夫不仅强调政府，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两者有了比较好的结合。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应该不一样。如果结构变化是内生的，能够有比较好的理论解释结构的变化，同时还能知道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有怎样的市场失灵，为促成结构有效变化，怎么干预市场失灵问题和协调问题，这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好处。张曙光老师的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还是该怎么做的问题，尤其是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但是经济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学科有专门的分析。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你假定一个好人政府，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认识问题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该做什么，还要考虑怎么激励政府做对的事情，怎么约束政府不做错的事情。这是一个制度发展问题，尤其是跟政府相关的制度。

[3]袁东：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林毅夫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所预设的，那就是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在应有的时间就应有的问题与任务，予以应有的正确而及时的识别，做出应有而恰当的反应，采取应有的措施，并使之得到有效实施，取得了同预期一样的效果。这一预设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脆弱的，已被迄今为止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一再驳斥。这无疑影响到了林氏理论的说服力，却也给出了一个世人仍未解决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使政府能尽可能地公正而有效？经济学难以对此给出完整的答案，这种探索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但可以确认的是，政府规模与其公正有效性并非正相关。那么，限制政府规模与权力扩张就是减少问题尤其是市场机制被扭曲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而这正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一直坚持的。

[4]黄益平：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困难，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听起来并不复杂的主张，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演变和政策选择所带来的冲击，可能是革命性的。@@@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能需要三个重要的假设：一是政府领导人有思想、有远见；二是政府官员有高效的执行能力；三是存在有效机制，约束寻租甚至腐败行为。

[5]刘海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

最后，我提三个问题：

{1}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结构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决定结构变迁？或者说，这二者就如同蛋生鸡鸡生蛋一样纠缠不清？

{2}从技术的角度，如何实现引进模仿型产业向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升级？或者说，在引进模仿型产业向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出现陷阱，甚至掉下去，一时半会上不来，从而使前者可能无法成功应对被淘汰的危机，怎么办？

{3}客观上讲，市场有市场的比较优势，政府有政府的比较优势，如果二者要结合，如何兼容？或者说，如何保证这二者结合以后，恰好能够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把相互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和矛盾最小化？